在私塾、官学为主体的时代,中国的学生们手里是不存在“教科书”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个“舶来品”,也是近代西化的产物。

具体的时间,需要上溯至“清末新政”。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统称“新学制”。

其中,小学阶段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9年,中学阶段教育5年,共计14年,均需设置“历史课”,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学习内容为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

可以说,伴随着清政府积极地学习普鲁士式的基础教育模式,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带来了普遍性的教科书需求。

然而,与我们习惯的国家统一规定和编撰教科书不同,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由日本翻译而来,为啥?没有。

在上述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到: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

也就是说,“新学制”所需要的各种“科学书”,国内可能根本没有能够拿来做“教科书”的旧作,那就“凑活着用”现成的外国成书译本吧。

不过,相对于一直“空置”的科学而言,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浩如烟海的各类史书,同样没有一本“符合近代标准”的“教科书”,所以,在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只能无奈表示:

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

这种情景, 堪称凄凉,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积极翻译相关著作,如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当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不过翻译虽多,真正经过清政府学部审定通过的只有四本:

一本是市村瓒次郎撰写的《支那史要》,这本书原本是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为了作为日本的教科书使用,缩写成二卷本,变成了“史要”,并于1902年被国人翻译为中文,而六卷本也于次年被翻译成中文,均被采用为中国学堂的历史教科书,而在今天,哪怕只看这书名中的“支那”二字,恐怕连翻译都省了。

一本是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在中国影响极大,另有文明书局译本《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译本《订正东洋史要》,均为同书异名。

另外两本更有意思,本就用“汉文”写成,分别为东文书社1899年6月出版的《支那通史》,作者那珂通世;振东室学社1898年出版的《最近支那史》,作者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至于另外一本,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则是比较特殊的,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经过增删之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属于一个标准教科书体例的“教科书”。

这个“普通学书室”也非常有意思,原名“亚泉学馆”,由近代名士杜亚泉创办,1903年并入商务印书馆,杜亚泉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

杜亚泉此人经历绝对神奇,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学训诂,甲午后觉得训诂无用,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本人熟稔旧学的同时,又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属于近代以来少有的文理兼通的“名士”。

不过,上述官方审定的教科书虽然广泛应用,却并无“强制性”,各地的学堂仍可自主选择教科书,所以,除了上述5种日本教科书之外,仍有一批“自主选择版本”:

增田贡的《清史揽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译名为《中国文明小史》)、小川银次郎的《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三岛雄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以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六卷本。

注意,历史教科书虽然使用广泛,却并非历史学专著,其专业性、系统性均有限,但哪怕只是这个层级的“冲击”,对于当时的饱学之士,已可称振聋发聩,比如王国维为《东洋史要》作序时写道: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参考资料:

刘超: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学术月刊》2007年6月号。

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袁咏红:《近代中日学术交流中的批评交锋》,《光明日报》2010年6月4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