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1922年8月突然决定回国,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震惊,因为徐志摩此时已经是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正式研究生,他只要稍微用点功,一年内拿到博士学位并不难,可是他却放弃了。很多人认为徐志摩是因为想念林徽因,急于追求林徽因。金岳霖就曾这样讲:

“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

金岳霖说的似乎没有错,但是却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徐志摩确实去了北京追林徽因,但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他也确实有些不知趣,可是追求自己的爱情,这有错吗?林徽因当时又没和梁思成结婚。

人们对徐志摩总会有那样的认知:过分解读他的情感生活。这实则是一种八卦的心理在作怪,是有对徐志摩的偏见,从而忽略掉了徐志摩回国之后真正做的事情。

1922年10月中旬,徐志摩回到上海,与祖母、外祖母还有父亲共处了不到半月,便随父亲去了南京,在那里他又陪了父亲半个多月,随后回到上海。大概12月初徐志摩来到北京。此番来京,确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林徽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其原因有两个,首先徐志摩身边的认,如梁启超、张君劢、郁达夫等,都已名动一方,而他还什么都不是,这让他心里很不平衡,他需要有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其次就要说到促使徐志摩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启超一直在筹划一个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计划,想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需要有许多优秀的人才相助,作为梁启超学生的徐志摩自然在优秀人才之列。而且徐志摩素有振兴国家之心,回国振兴中国文化这一条,是必须要考虑的。

但是梁启超所谓的文化复兴计划是存在私心的,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领袖人物,他这个计划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徐志摩想要成名就不能让人家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弟子,而被打上研究系的标签,那样对他的局限性太大。于是,徐志摩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这是徐志摩一次真正为文学而创作的旅程,与在伦敦时为林徽因写诗有本质区别。

民国时期,报业是最发达的,当时想要对外“说话”,办报纸是最佳选择,民众想要知道什么事情最大的信息源也是报纸,所以当时的报纸很多,各式各样。徐志摩的做法非常简单但也最有效,就是不停的努力写稿,然后四处去投稿,因为徐志摩本身就认识一些办报纸、办刊物的朋友,他就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全是自己的稿子,只要别人跟他要稿,他就立刻打开公文包拿出几份,要不就干脆把所有稿件都拿出来,让人家去挑。

这些诗稿当中有一部分是徐志摩新写的,也有不少是徐志摩在英国的时候写的或者翻译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徽因成就了徐志摩,这种成就不单单是徐志摩因为要追求她而转行文学,更重要的是,徐志摩因为她而写的那些东西有了实在的用途,这在徐志摩的成名之路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1923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当中,徐志摩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十多首作品,徐志摩的诗清新自由,在当时独树一帜。于文坛中,迅速引起了轰动,徐志摩的头衔在此时开始发挥作用,他是剑桥王家学院的高材生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还是梁启超的弟子,一时间,徐志摩成为文坛新宠。

《康桥再会吧》这首诗,两次发表出错,直到第三次才算弄清楚。报纸不像网络,网络上发表文字,错了可以撤回可以修改可以删除,报纸一份一份已经卖出去了,所以报社只能为出现错误刊文道歉,并在修改后重新刊载,如此来回两次,让《康桥再会吧》成为焦点,也让徐志摩名声大震。

此后的徐志摩变的忙碌起来,除了四处演讲,徐志摩也卷入了民国文人们的论战当中,论战的同时他又创办新月社、《现代诗评》、接编《晨报副刊》等等,他是比较繁忙的。因而对林徽因的追求,不过是徐志摩于忙碌当中进行的一场对爱情的坚持,他给梁启超的回信中对自己追求林徽因的事情也说的很明白: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在得与不得上表现的很洒脱。